誰是英雄？

—— 從劉劭〈英雄〉談佛教領眾者特質

中國魏晉時期，人物的品評相當盛行，皆是關於人的才性或體別，性格或風格的論述。在這個時代，對人性的討論跳開了以往單純從道德、善惡判別人性，重新以美學的觀點，對人的才性或情性的種種姿態，作品鑒論述。所品鑒的人性或情性是才質的，故稱為才性。

魏初劉劭所著的《人物志》，將人物才性作品目的分判，主要是為當代重視人材尋找理論根據，替當時紛爭不斷的「九品中正制」作辯護，而魏晉士大夫品評人物的清談風氣，實由人物志啟其端倪。《人物志》中＜英雄＞一篇是專從事功成就的標準來論人之英與雄兩種才性，我們不妨一起來看看世間英雄的特質，再來談如何看待英與雄兩種才性在佛教中的展現。

「夫草之精秀者為英，獸之特群者為雄。故人之文武茂異，取名於此。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，膽力過人謂之雄，此其大體之別名也。若校其分數，則互相須，各以二分，取彼一分，然後乃成。何以論其然？夫聰明者英之分也，不得雄之膽，則說不行。膽力者雄之分也，不得英之智，則事不立。」「是故英以其聰謀始，以其明見機，待雄之膽行之；雄以其力服眾，以其勇排難，待英之智成之。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。」

先釋「英雄」一詞。英雄二字本是指眾中之特出者，但若將英與雄二者再詳別，則英是指「聰明秀出」，即智謀；而雄是「膽力過人」，即膽量。英、雄是「則互相須」，劉炳注曰：「英得雄分然後成章，雄得英分然後成剛」，說明英雄是相須，不可完全偏廢，二者各取一分才能成英成雄。因為英是洞察事情的萌發端倪，而有制定謀略計畫的才能，若沒有膽識，將無法行之；相對地，縱有一身豪膽，若無智謀，只成勇夫而事不成，因此，英與雄是各濟不足以顯彼此之長。

「若聰能謀始，而明不見機，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；聰能謀始，明能見機，而勇不能行，可以循常，而不可以慮變。若力能過人，而勇不能行，可以為力人，未可以為先登；力能過人，勇能行之，而智不能斷事，可以為先登，未足以為將帥。必聰能謀始，明能見機，膽能決之，然後可以為英，張良是也。氣力過人，勇能行之，智足斷事，乃可以為雄，韓信是也。體分不同，以多為目，故英雄異名，然皆偏至之材，人臣之任也。故英可以為相，雄可以為將，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，則能長世，高祖、項羽是也。」

　　這一段是以歷史上楚漢相爭的人物來作英雄的比對，促使我們對英雄概念的認識更清楚，以表格顯示如下：

　　其中，力人是指服力役於人者，而先登則有捷足先登的意思。從表格可以發現，不論是英是雄，都必須具備智謀與膽識，只是比重上各有不同，如此方能成事。

　　在劉劭的評論裡，劉備、項羽二者皆是一人之身兼有英、雄，亦皆是創業皇帝，而二人之所以會有成敗的差異，就在雄分與英分的偏重不同。項羽因英分少，故留不住英才，而劉備則二者兼具，不但網有張良、陳平等謀士，亦能使韓信為其帶兵作戰，英分重要性於此見出。劉昺注云：「英以致智，智能役雄，何可少也。」更證明英分的重要。若要成大業，一定要身兼英雄，方能役英與雄，役英與雄方能成大業。從人物成就事功的角度來看，或為人臣，或為一世之主，凡欲立功成業者，智謀與膽識確是不可缺少的要件。

　　就英雄人物的特質而論，誰是佛教中的英雄？「菩薩」就是佛教中的英雄。菩薩，是菩提薩埵的簡稱，「薩埵」是有情，「菩提」即是佛菩提、無上菩提的簡稱，菩提薩埵就是勇於追求菩提的有情。菩薩為了利益眾生常於生死中流轉，為證求無上菩提，以般若波羅蜜為攝導，習學所有度化眾生需要的智慧、方便與善巧，勇猛精進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選擇長在生死輪迴中，修佛道，度眾生。有智慧，有實踐力，菩薩是「大有情眾，當為上首」，所以，菩薩是佛教中的英雄。

　　若再就英雄於團體的領導地位來談，佛陀不主張個人英雄式的領導，雖然在法及戒律的修行上，佛陀還是眾人的指導者，但僧團的決策與執行，卻多用僧眾表決與團體運作的方式。佛陀一再表明「我在僧數」，並不握有主導團體的絕對權力。這在提婆達多向佛陀爭取僧團的領導權時，佛陀已作了最好的示範。（大正23,701c）僧團以多數表決為主要決策方式，且決策與執行皆是以佛法為依歸，以住持正法為首務，並不是以某個個人的意見為絕對，也不可能有特別的權利來主導或決定團體的運作。英與雄這兩方特質平均地落在僧團中每一個分子來完成，需要謀略計劃，則有謀略計劃者，需要執行，便有負責執行者。這與世間個人英雄式的主導型態，完全不同。所以，英雄不只有一位，在僧團中，每個人都可以將其英與雄、智與膽充分發揮與貢獻。除了智謀、膽識，在僧團中受到推崇的仍是「厚重的德行」。故我們應以菩薩大行自期，為了法與眾生，發展智慧與實踐力，厚實悲心與忍辱力，在僧團中奉獻自己的力量，共同為成就佛法住世大業而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