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心月圓

——弘一大師李叔同的生命追尋

　　弘一大師，一八八○年十月二十三日生於天津。幼名成蹊，學名文濤，字叔同。當時李家為一頗有勢派的大家族。五歲時，父親病故，是歲起，母親王氏即嚴格要求叔同的蒙學教育，日後舊學、新學廣泛涉獵，奠定他成就大藝術家的厚實基礎。二十一、二歲時，書、畫、篆刻、詩歌、音樂都有過人的素養。「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之間的五、六年」，奉母攜眷，遷居上海，那是「平生最幸福的時候。」不幸，二十六歲時，生母王氏病逝。一時絮飄萍泊，失所怙恃，乃於是年秋，東渡日本留學。第二年，入東京上野美術學校，一九一○年回國。次年，家道中落，人生的圓月，已是「清光減似一勾斜」的「斯樂不可作」，因而，醉心藝術與教育，著意追求他的精神生活。

　　一九一二年秋赴杭州，在浙江兩級師範（後改名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）教音樂、美術二課。李叔同的教育精神是十分嚴肅、認真的。他經常對學生說一些有關做人與藝術的準則；認為要做一個文藝家，必先做一個好人。所以對弟子的教育首重「器識」，其次才是「文藝」，因而造就出豐子愷、劉質平等美術、音樂大家。當時浙一師同事夏丏尊就說：「李先生教圖畫、音樂，學生對圖畫、音樂，看得比國文、數學更重，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緣故。」他的弟子豐子愷更以「溫而厲」來形容他認真的教學態度：「李先生從不罵人，從不責備人，態度謙恭。」學生卻個個「真心怕他，真心學習他，真心崇拜他。」因為他是「一位注重人格感化的教育家」。西湖毓秀的山水，給了他很大的藝術靈感，這一時期，可以說是他學堂樂歌創作的黃金時期，創作了許多淡雅脫俗、意境深邃的歌曲，不僅啟迪了當代人們美的情操，也感染了後人。然而藝術家的靈心，使他善感生命的朱華易消，眾生的病苦倩誰扶持？杭州佛寺的晚鐘和生命莊嚴的鐘聲同時響起，他，渴望另一層次的追尋。一九一五年的創作歌曲「月」：「仰碧空明明，朗月懸太清」，最能體現這種仰望清涼的內心變化！

　　如果物質、精神、靈魂是人生的三層樓。豐子愷認為：「弘一大師，是一層一層的走上去的。」一九一八年，在俗的李叔同，於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，從此成了弘一法師，時年三十九歲。黃福海曾問他：「我可不可以這麼說：佛門中的生活就是藝術的生活呢？」法師回答：「各人的觀點不同，也可以這麼說。」豐子愷對於弘一大師的由藝術昇華到宗教，「一向認為當然，毫不足怪。」弘一大師的這種生命追尋，是一種人格的完滿和昇華。夏丏尊評價他「做一樣，像一樣。」豐子愷也說：「少年時做公子、像個翩翩公子。中年時做名士，像個名士。」；「當教員，像個老師；做和尚，像個高僧。」因為他「做一切事都『認真地、嚴肅地、獻身地』做的緣故。」李叔同自己在對寂山長老提及出家緣由時說：「弟子出家，非謀衣食，純為了生死大事。」在物質、精神生活之後，他要探究「聖潔神秘」如月的人生根本。

　　出家的最初五年，他雲水行腳，做苦行僧。一九二四年，追求完滿人格的他赴普陀山參禮印光法師，印光法師平生不求名利，不蓄財物，不蓄剃度弟子，事事躬自操作，衣食雖極簡，教化卻極廣。弘一法師在印光法師身邊熏染七天，觀察他的一言一行，並銘記在心，成為他日後人生的準則，並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一一實行。夏丏尊先生在《生活的藝術》一文中這樣描寫：「在他，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，一切都好。」；「粉破的席子好，破舊的毛巾好，白菜好，萊菔好，鹹苦的蔬菜好。」；「甚麼都有味，什麼都了不得。」能在瑣屑的日常生活中咀嚼出它的「全滋味」，能以歡愉的心觀照出世間的「本來面目」，這種自在的人生，光明的心地，一如「光明殊皎潔」的涼月，是何等「了不得」的風光！

　　法師自律律人，一本對人生認真的態度，對僧才思想、行為的教育更是「誓捨身命」的啟導。這種情懷，一如那首「我到為植種，我行花未開。豈無佳色在，留待後人來。」的小詩，是對弟子花開燦爛的期許，也是自己「一花一葉，孤芳致潔。昏波不染，成就慧業。」的寫照。一九三二年三度到閩南弘法，並把自己晚年交與閩南。居閩十年後，於一九四二年，自覺不久人世，留書夏丏尊、劉質平，有人生不可「執象而求」的了悟，和「華枝春滿，天心月圓」的生命體證，農曆九月初四晚，安詳西逝。

　　弘一大師的一生，都是藝術的。在大師的人生追尋中，由「悲哀與愁苦」的斜月，提昇到清涼朗月的嚮往，並在極簡單卻極豐富的生活中，涵養出鹹淡皆宜的自在圓滿。趙樸初在大師百年詩句中說得好，「無數奇珍供世眼，一輪明月耀天心。」做為一代教育家、藝術家，後人在仰觀大師「天心月圓」的人生作品之餘，倘有會心，何嘗不能渲染出自己的人生「佳色」呢？

n 修行小秘方